说明 《滁阳志》是滁州的志书。它为什么叫《滁阳志》呢?原来,唐代天宝元年(742年),改滁州为永阳郡。到乾元元年(758年),又恢复为滁州。永阳这个名称,共使用16年。所以,宋代的滁州志书,叫作《永阳郡志》。到明初永乐年间(1403—1424年),陈琏编写的志书,也叫作《永阳志》。明初,朱元璋把他的岳父郭子兴封为滁阳王,并且在滁州安葬、在滁州祭祀。由于这个缘故,明代人也就把滁州叫作滁阳了。弘治六年(1493年) 曾显修纂的滁州志书,就叫《滁阳志》。 滁州的志书,现在知道的最早的版本是宋代元符三年(1100年)滁州知州曾皎编纂的《永阳郡县图志》。南宋有林㟽的《永阳志》,后来又有《永阳续志》。明代有永乐四年(1406年)知州陈琏编纂的《永阳志》,弘治六年(1493年)曾显修纂的《滁阳志》,嘉靖丁酉年(1537年)知州林元伦和吏部尚书、滁州人胡松编纂的《滁州志》。但这些志书均已失传,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只在史书上看见他们的名字。 明代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年(1614年)知州戴瑞卿编纂了一套《滁阳志》。这是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滁州最早的志书。该书对明代后期以及前代的滁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详加描述,有的地方还保留了胡松等人的评论,甚为珍贵。它也是编写清代康熙年间、光绪年间《滁州志》的重要依据。 1985年,台北成文出版社《中国方志丛书》依据日本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刻本影印出版了这套《滁阳志》。我们点校、翻译的,就是这个版本。在这个影印本的封面,出版社写明,是“据明·李之茂等纂修 明万历四十二年刊本影印”。在扉页上又说,“滁阳志十四卷,(明)戴瑞卿修,(明)于永亨等纂”。李之茂是滁州学正,于永亨是滁州人,山东丘县县令。奇怪的是,这个影印本没有主编知州戴瑞卿的序,我们在清代的《滁州志》上却看到了戴瑞卿为该书写的序。这大约是影印本所依据的原书有残缺,戴瑞卿的序丢失了。李、于二人的“跋”,放在书的最后得以保存。我们依据清代康熙、光绪的《滁州志》,把戴瑞卿的序补上,按原文应该排列的顺序,放在全书的开头。 志书是记载当地情况的书。要了解各地风土人情,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查阅当地的志书。所以,志书历来受到重视。比如,滁州人喜欢到南京,是什么原因?这有它的历史渊源。唐宋时期还不是这样。明朝建立以后,滁州属于京城郊区。虽然后来明成祖迁都北京,但南京还是留都,来往经过滁州的官员很多。滁州还有朝廷设置的衙门,叫太仆寺。几百年下来,南京在滁州人的心目中,位置就很重。阅读滁州的志书,我们就可以对今天的滁州风俗人情的由来、变迁有所了解。这对我们今天建设滁州,会大有好处的。 所以,让志书束之高阁,不如把它晒出来,让大家掌握,变为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2007年,我们点校出版了清代康熙、光绪年间的两本《滁州志》,为文言本。如今听取读者的意见,为了古为今用,普及旧志,方便阅读,我们在点校的基础上,用白话文翻译了这本志书。 翻译的原则,基本上是直译。用典之处,尽量写出典故的原意。本书的序和艺文部分,属于诗文,我们保留了原文,编排顺序为:前面是一篇原文,后面接着就是译文,方便读者阅读查找。其余章节的内容,原文统统省去。涉及到年代的,原文是年号,译文也一一查明,用括号标注公元纪年。原文不清晰的地方,或者有误的地方,查阅清代康熙、光绪《滁州志》、明代《南滁会景编》以及有关史书、个人专著,也曾利用网络查找解说,予以订正。 翻译的工作量大,涉及的知识面广,天文地理、典章制度、税收马政、宗教风俗、历史掌故,等等,一个人埋头一年多,也难免有差错。敬请高明者指正,谢谢了。 希望它能够方便大家了解滁州的古代文化,让我们更加热爱滁州。 从今天起,将陆续发表《滁阳志》艺文的文章和诗歌的原文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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