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与滁州奠枕楼

正德

辛弃疾与滁州奠枕楼 (2013-09-06 10:12:31)
徐茵       
    考两宋时期，在滁州有影响的州官，北宋有欧阳修，南宋就是辛弃疾。欧阳修留下一座醉翁亭，辛弃疾留下一座奠枕楼，这一亭一楼是欧阳修“与民同乐”、辛弃疾“为民解忧”的见证。欧阳修是幸运的，一个亭因一篇记而扬名天下，留存至今，欧阳修文化得到滁人广泛认同，醉翁亭屡毁屡建，并已有醉翁亭文化景区传承载体；辛弃疾是遗憾的，一座楼虽然有两篇记、一篇赋，滁人对其业绩和才华仍然了解甚少，辛弃疾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宣传和彰显，“奠枕楼”至今没有复建。要了解辛弃疾，就必须走近奠枕楼。本文试图从这座楼与辛弃疾的关系中，考察他在滁州的业绩，探寻两篇《奠枕楼记》记述与实景的差异，从而引发我们今天的思考。

                              辛弃疾与奠枕楼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是宋代著名的爱国词人。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春至乾道九年冬，他在滁州主政两年，实现了“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的政治抱负。南宋建炎以后，宋、金之间隔淮对峙，金兵多次越过淮河，在江淮间大肆掠夺。据史料记载：自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到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的38年间，金人七次大规模渡淮入侵，两淮之间饱受战争的苦难，滁州不能幸免。再加上连续四年的灾荒，来到滁州的辛弃疾 “周视郛郭，荡然成墟，其民编茅籍苇，侨寄于瓦砾之场，庐宿不修，行者露盖，市无鸡豚，晨夕之须无得”（见崔敦礼《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人民处于饥饿之中，商贾不至，市场萧条，物价昂贵，能够操持旧业的十户中只有四户。

    辛弃疾施政的要务是恢复经济，谋求发展，充实边防实力。《宋史·列传第一百六十·辛弃疾传》这样记载：“……迁司农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烬，井邑凋残，弃疾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乃创奠枕楼、繁雄馆。”他首先张贴布告，招抚四方百姓，将官府的库银贷给他们，给流离失所者土地、农具、耕畜、粮种，鼓励安家落户，恢复生产；然后上书朝廷，要求对滁州以边境之郡待之，免去历年所欠朝廷的赋税580万；他制定政策，宣布凡过往滁州的商贾只收取过去税收的十分之三；他还组织百姓砍伐木材，烧制砖瓦，恢复重建了市区的商店旅社，并在滁城“招福坊”建造了一座最大的商铺取名“繁雄馆”，辛弃疾取名的目的是“召和气、促经济，使百姓安居乐业，并非单纯为了收税”。“商贾们先是怀疑，继尔相信，纷纷涌进滁州，这里很快成为两淮地区商品的集散地”。

    经过了艰苦的努力，又恰逢夏麦丰收，百姓安居乐业，官府税收增加。不到一年，“流逋四来，商旅毕集，人情愉愉，上下绥泰，乐生兴事，民用富庶”；“城邑清明，闾阎繁夥，荒陋之气，一洗而空。” 经济复苏，并迅速繁荣，一改往日荒凉、萧条的景象。

    为了安抚民心，让滁人有一个登楼远眺、共享升平的地方，辛弃疾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在繁雄馆上加层建造了当时滁州的第一高楼——“奠枕楼”，并置酒楼上，与城中父老举杯共贺：“吾与父老登楼以娱乐，……玩林壑之美，想醉翁之遗风，岂不休哉？”（见《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奠枕楼因何取名？奠的本意是“置酒食以祭祀”，引申为“定”、“安置”、“建立”。所谓“奠枕”，即安枕以卧，形容局势安定，如扬雄在《法言·寡见》中所说“四海皇皇，奠枕于京”。辛弃疾也有类似的说明：“吾之名是楼，非以侈游观也，以志夫滁人至是始有息肩之喜，而吾亦得以偷须臾之安也”（见周孚《奠枕楼记》）。用今天的话理解，就是说：“我给楼命名，不是为了游览观赏的奢侈，而是记录下滁州人至此开始能有歇肩快乐的欣喜，而我也得以有片刻的休息安逸。”建一物以明志达趣，鼓舞民心，辛弃疾建楼，在当时的环境下，无疑能让滁人看到州官治滁的决心和信心，起到积极地促进、鼓舞作用。在奠枕楼上欢宴时，辛弃疾即兴和李清宇韵作了一首词。

                   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和李清宇韵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簷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旗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选自《稼轩长短句》）

    李清宇祖籍延安，也是南渡之人，性格狷介耿直，不以清贫为憾，乐观人生，有才气。辛弃疾和其韵而作，想来李清宇一定有关于奠枕楼的词，可惜无从查找。“簷牙高处，浪涌云浮”句是形容奠枕楼很高。“罢长淮，千旗临秋”是对南宋决策者们的讽刺，他们依恃着得天独厚的江南形胜，却忘记了神州陆沉，以致不敢向长江以北派出一兵一卒。“东南佳气”是指南宋的疆域，“西北神州”是指沦陷于金人的中原地区。下阕中，辛弃疾感慨地写道：“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怀嵩人去”是指唐代李德裕贬知滁州，建怀嵩楼，取怀归嵩洛之意，后来如愿以偿归隐嵩山。“楚尾吴头”即滁州。《列子·黄帝》记载“黄帝梦入华胥仙国。该国百姓听任自然，甚为自得”。后遂用“华胥梦、梦华胥”等代替理想的安乐和平之境，或作梦境的代称。



                            奠枕楼与《奠枕楼记》

    奠枕楼建成之后，辛弃疾“喜其政之成，移书二千里”，请好友严焕（字子文）为记。乾道四年辛弃疾通判建康府（南京），与严焕为同官，两人结下友谊。辛弃疾任滁州知州时，严焕已任福建市舶使，故云“移书二千里”。严接信后表示“是不可不书也”，遂转请时任平江府府学教授的崔敦礼代写。崔敦礼，通州静海（今江苏南通）人，文学家，绍兴三十年（1160年）进士。著有《宫教集》、《刍言》等。乾道初年曾为严焕的幕僚，在任江宁县尉的时候与辛弃疾相识。接受任务后的崔敦礼，并没有到滁州来，而是根据辛弃疾书信中的叙述和介绍撰写了《代严子文滁州奠枕楼记》，收在四库全书《宫教集》卷六。辛弃疾的同乡好友周孚也写了一篇《奠枕楼记》，周孚字信道，号蠹斋。乾道二年进士，寓居京口待真州教授阕。乾道八年夏，应邀来滁州做客，成为辛弃疾的幕僚，并一直待到乾道九年才离开。周孚在滁州除了《奠枕楼记》外，还有《奠枕楼赋》（济南辛侯作奠枕楼于滁阳余登而乐之遂为之赋）等其他作品。

    这两篇《奠枕楼记》，内容大致相同，既可当文学作品欣赏，也可作史料参考。建奠枕楼时，周孚人在滁州，与辛弃疾关系密切，《记》中所述为亲眼所见，应当更可靠些。崔敦礼《记》中所述的细节有一处出现了方向性错误：“东望瓦梁、清流关，山川增气，郁乎葱葱。”辛弃疾在来滁州之前就对滁州的情况做过研究，他在《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中曾写道：“三国之时，吴人以瓦梁堰为身，筑垒而守之，而魏终不能胜吴者，吴保其身，而魏徒能击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时，南唐虑周师之来，盖尝求吴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犹遣皇甫晖姚凤以精兵十五万扼定远县，负清流关而守，世宗亦以艺祖皇帝神武之兵当之”。辛弃疾疏中所说的“瓦梁堰”和“清流关”，滁州旧志中均有记载。宣统本《来安县志》记载：“瓦梁堰在今县东南赤山湖”。康熙《滁州志·古迹》也记载：“清流关在州西二十五里。”来安县在滁州的东部，瓦梁堰在来安县的东南，从奠枕楼上东望看过去，与瓦梁堰同时看到的应该是清流河。清流关在滁城的西部，无论奠枕楼在滁城的那一个方位也不可能东望而看到，笔者认为应该是“西望清流关，山川增气，郁乎葱葱”。崔敦礼没有到滁州来，对滁州的地形不了解，建奠枕楼的情况是根据辛弃疾的信写的，出现东望瓦梁、清流关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这两篇《奠枕楼记》均没有在滁州刻石，历代《滁州志》也没有收录两文，是一大遗憾。幸运的是四库全书收录了这两篇《奠枕楼记》，滁人才有机会看到全文。

   《宋史》说辛弃疾创“繁雄馆”、“奠枕楼”。那么它们是什么样的建筑呢? 我们从两篇《奠枕楼记》中可以得到结论，它们是同一栋上下两层名称不同、作用不同的建筑。崔《记》说“市区寂然，人无以为乐，侯乃易而新之，曰：凡邸馆，所以召和气、作民之欢心也，非直曰程课入云尔。即馆（城中酒馆）之傍筑逆旅之邸（即繁雄馆），宿息屏蔽，罔不毕备；纳车聚槖，各有其所，四方之至者不求，皆予之以归。……既又揭楼于邸之上，名之曰‘奠枕’。使其民登临而歌舞之。”周《记》说“侯乃以公之余钱取材于西南山，役州之闲兵，创客邸（即繁雄馆）于其市，以待四方之以事至者。既成，又于其上作‘奠枕楼’，使民以岁时登临之。”对比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意思表达：那就是客邸即繁雄馆筑于街市之中，用以招待四方来滁州的人，然后在繁雄馆的顶上加层建了一座楼阁，命名为“奠枕楼”。可以置酒楼上，登高望远，观赏游乐。

那么，奠枕楼究竟在滁州哪里呢？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总志《舆地纪胜》的作者王象之在其卷四十二“淮南东路滁州篇”中记载：“奠枕楼在招福坊”。据笔者考证，招福坊在老城区的南谯北路上，自南桥到鲜鱼巷口一带，奠枕楼的原址就在这一段街道的东侧（见拙作《辛弃疾滁州奠枕楼遗址考》）。

乾道九年冬，辛弃疾得知在通判建康府时结识的友人叶衡复有知建康府之命，而自己也已被任命为江东按抚司参议官时，请周孚代作了一篇启文，呈送叶衡（《蠹斋铅刀编》卷一九《代贺叶留守启》）。此启文中有“知以筋骸之疚，退安闾里之居”句，由此可知辛弃疾于乾道九年冬，因病离开滁州回归京口旧第。光绪《滁州志》卷四职官志有“赵善仁。乾道四年，以奉议郎知。九年，以右朝承议郎再任”的记载，可以确定辛弃疾是乾道九年冬离开滁州，否则，赵善仁就不可能乾道九年再任。

    辛弃疾回归京口旧第后的第二年即淳熙元年（1174年）春赴建康赴任，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离开滁州后，辛弃疾仍然忘不了奠枕楼，在为舅兄范南伯祝寿时填词一首：

西江月·寿范南伯知县

   秀骨青松不老，新词玉佩相磨。灵槎准拟泛银河，剩摘天星几个（南伯去岁七月生子）。    奠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留君一醉如何？金印明年斗大。（《稼轩长短句》）

   关于辛弃疾此词作于何时何地，曾有乾道九年作于滁州一说，近年来，有专家在邓广铭先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研究成果。据《辛弃疾研究》一书的作者辛更儒在《辛弃疾家室再考》中写道：“查辛弃疾乾道八年（1172年）知滁州，创奠枕楼于州市。而驻春亭，邓广铭先生的笺注称‘未详，疑亦滁州之一亭也’。其实非是。遍查滁州地方志，无此亭名。据我考证，驻春亭应即建康府知府衙内钟山楼左边的四亭之一，因其周围种植芍药，故曰‘驻春’。此词作于建康府，即淳熙元年（1174年）辛弃疾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之时，江东安抚司治所在建康府”。由此可知，此词是辛弃疾离开滁州以后所写。

    范南伯即范如山，范邦彦之子。南伯之妹是辛弃疾南归后续娶的夫人（原配赵氏病故）。刘宰在《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张氏行述》中说范南伯“女弟归稼轩先生辛公弃疾，辛与公皆中州之豪，相得甚”，可知范家与辛弃疾都是南归之人，相处甚欢。后来南伯之女又嫁给辛弃疾之子。从“奠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二句，也可看出辛弃疾人虽离开滁州仍心系奠枕楼的情景。



                               重建奠枕楼与辛弃疾文化的彰显

    八百多年过去了，辛弃疾留给滁州的“奠枕楼”、“繁雄馆”早已无存，只在清风亭旁山崖上，留下了一方与幕僚雪后游琅琊山纪游的刻石。滁州之名起于隋代开皇三年（583年），能使滁州之名扬于外而赫赫者，文人的作品和遗构功不可没。欧阳修的两亭两记最能说明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对历史、文化知识的追求，如何利用文化的功能以促进一地的经济、文化的繁荣，用文化软实力来推动经济硬实力的发展，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辛弃疾文化在滁州是可与欧阳修文化相媲美的历史文化遗存，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辛弃疾“招商富滁、为民解忧”的精神在当今滁州亟需发扬光大，首先要与民同心，形成共识；与民同力，建功立业；然后方可与民同乐。因此，建议在琅琊新区的湿地公园项目中建设以辛弃疾文化为核心文化的主题公园。可以在园中重建繁雄馆和奠枕楼，建设辛弃疾纪念堂和稼轩词馆，利用辛弃疾的文化资源，使之成为滁州一处旅游、购物、休闲一条龙服务的旅游景点。繁雄馆可供购物，奠枕楼可以游览，辛弃疾纪念堂和稼轩词馆是凭吊怀古的好去处，整个公园更可供滁人游览休闲。同时还可以将之融入琅琊山风景区的组团旅游，能够尽快集聚城北新区的人气，带动琅琊新区的经济发展。为琅琊区乃至滁州的商业和旅游业发展做出贡献。

正德

【七律】夜雨不济有感
    长山正德/李德新
昨夜分明雨打棚，随风疾落乱争鸣。
浮尘路草侵难湿，黄菊秋苗润未盈。
树渴枝枯飞叶早，河干底见裂痕惊。
天公若济人间事，莫只空教听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