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46 重建醉翁亭记 明 杨士奇 庐陵人 三代而下,以仁厚为治者,莫逾于宋。宋三百年,其民安于仁厚之治者,莫逾昭陵之世。当时君臣一德,若韩、范、富、欧,号称人杰,皆以国家生民为心,以太平为己任。盖至于今,天下士大夫想其时,论其功,景仰歆慕(注:《南滁会景编》此处还有一“之”字)无已也。而当时同朝有君子,有小人。君子不容于小人,不能久安于中,或暂黜而遽还,或屡摈而复用,而终能显其功名者,由其君之明也。 欧阳文忠公以古文奥学、直言正行卓卓当时,其凛凛忠义之气,知有君,知有道而已,身不暇恤,其暇恤小人哉?而小人皆不便之,故一斥夷陵,再斥于滁。既复起,历践清华,从容庙堂,与诸君子坐致国家于磐石安者,非由君之明乎?考公在夷陵岁余,在滁阅三载,皆无几微谴谪之意,方日务保民,而与民旦暮相亲相娱乐,若父子然者,君子之道固无往不自得也。 我仁宗皇帝在东宫,览公奏议,爱重不已,有生不同时之叹。尝举公所以事君者勉群臣。又曰:“三代以下之文,惟欧阳文忠有雍容醇厚气象。”既尽取公文集,命儒臣校定刻之。 永乐庚子冬,被召赴北京,过滁,登琅琊山,问醉翁亭。但见寒芜荒址,惟“醉翁亭”“二贤堂”六字隐隐岩石间,叹曰:“此邦先贤之迹,弃不治如此,其政可知。”太息去。后六年,太仆寺卿天台赵君次进至。君素慕其(注:《南滁会景编》“其”作“公之”,似确)贤,又知滁之人思公不忘也,出俸倡僚及滁人,复作醉翁亭,而刻公所为记置亭中。亭后作堂,祀公及王元之。元之文章及立朝大节与公相望,合而祀之,因滁之旧也。又疏六一泉,加石甃焉。于是滁人岁时谒拜二贤,退而歌咏公之文章,又徘徊泉上,如亲见公之乐乎此也,而又以慰其不忘君子之心焉。昔召公布政南国,后人思之至不忍伤其所息之木,而况公尝乐于此者乎。君子之感人心,固自有不能已者,而非有贤者倡率于上,则亦莫能遂所欲为,此滁人所以有待于赵君也。 赵君字孝礼,所至以贤能称。相斯举者,太仆少卿苏实、厐埙,丞杨文达,孙暠、宋载、刘璧,簿舒伯治,及滁人褚士良等十人。 【译文】 重建醉翁亭记 明 杨士奇 庐陵人 三代以来,以仁厚来治理天下的,没有超过宋朝。宋朝三百年,民众安定于仁厚治理的时代,没有超过宋仁宗在世的时候。当时君臣一心,像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号称人杰,都以国家百姓为牵挂,以太天下平为己任。直到如今,天下士大夫想念那个时期,评论他们的功劳,景仰羡慕不已。而当时同朝为官的有君子,也有小人。君子不被小人容忍,不能长期在朝廷为官,或暂时被贬而立刻回到朝廷,或多次被排斥而又重新启用,最终建立了功名,这是由于国君英明啊。 欧阳文忠公以擅长古文、学问高深、说话耿直、行为端正,卓立于当时,他有值得敬畏的忠义之气,心中只知有国君,只知有道义而已,对自身都没有空闲关爱,哪有空闲关爱小人呢?而小人都排挤他,所以,一贬到夷陵,再贬到滁州。重新起用以后,历任高官,在朝堂办事,与各位君子一道,使国家安稳如磐石一样,这不是由于国君英明吗?查考欧阳公在夷陵一年多,在滁州三年,一直没有一点点被贬的怨恨,还是每天操劳安定民生,并且和民众早晚相互亲近相互娱乐,就像父子一样。君子处事之道,本来就是不管到哪里都能安然自得。 我仁宗皇帝在东宫为太子的时候,看到欧阳公的奏议,喜爱敬重不已,感叹和欧阳公生不同时,曾经拿欧阳公为国君办事的态度勉励群臣。又说:“三代以来的文章,只有欧阳文忠有从容不迫、淳朴厚重的气度。”既而全部拿欧阳公的文集,命文臣校定刻印。 永乐庚子年(1420年)冬天,我被召赴北京,路过滁州,登琅琊山,访醉翁亭。看见遗址荒凉,杂草枯萎,只有“醉翁亭”“二贤堂”六个字隐隐刻在岩石间,感叹说:“这块土地是先贤留下足迹的地方,竟如此荒废不治理,官员的治理就可以知道了。”叹息离去。后六年,太仆寺卿天台人赵次进来到滁州。赵君一向仰慕欧阳公贤德,又知晓滁州人思念欧阳公不忘,拿出俸禄,倡导同僚及滁州人,重新修建醉翁亭,并且刻写欧阳公所写的《记》,安置在亭中。亭后建造堂,祭祀欧阳公及王元之。王元之文章及立朝为官的大节与欧阳公相当,合在一起祭祀,是依据滁州旧貌。又疏通六一泉,加石块砌成。于是滁州人逢年过节参拜二贤,回来就歌咏欧阳公的文章,又在泉上徘徊,如亲眼看见欧阳公在这里欢乐,并以此安慰他们不忘君子的心。从前召公在南国执政,后人思念他,甚至不忍伤害他曾经休息过的大树,何况欧阳公曾经在这里欢乐呢?君子感动人心,本来自有不能停止的势头,而如果没有贤人在上位倡导带头,那也不能办成想办的事情,这是滁州人等待赵君的原因啊。 赵君字孝礼,所到之处,以贤德有才能著称。相助这个举措的,太仆少卿苏实、厐埙,寺丞杨文达,孙暠、宋载、刘璧,主簿舒伯治,及滁州人褚士良等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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